三四八
大明崇祯五年，四月二十丁亥，崇祯皇帝明发中旨，令招抚海南髡人。
按照“规则”，这种事关国家政事的诏书需要由内阁来拟定，如果内阁认为其内容不妥，可以封还不受，或者拒绝草拟。也就是说大明的皇帝在治国上并不能随心所欲，要受内阁制约。这是自明朝中叶以来逐渐形成的传统，在张居正时代达到巅峰，所有国事几乎都要经过内阁的“票拟”来决定。皇帝直接能决定的事务非常有限。
如果用后世眼光来，这种制度比起皇帝一人大权独揽显然要先进得多。但作为皇帝本身，这种受人制约的滋味肯定不好受。如果是个耽于享乐的也就罢了，可偏偏当今天子朱由检非常“勤政”，大事小事都爱一把抓，对于这种权力的丧失极是敏感，于是终崇祯一朝，皇帝与大臣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。一方面崇祯觉得这些臣子不听话，不停的换大臣。另一方面，无论他换什么人上来，只要是个稍微有点能力的，就都死死抱住前辈们好不容易才达到的“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”局面不肯放手，这显然不合皇帝的心意，于是就继续换人……淘汰到最后，很明显，能够留在朝廷里的就只有一些没什么野心，却也没什么能力的尸位素餐之辈了。而整个帝国的局面，也正是在这种君臣之间的角逐与拉锯中每况愈下。
当然了，那是后话，在这崇祯五年的时候，在内阁中还是有不少厉害人物的，别人不提，就是皇帝最为信重的首辅周延儒，次辅温体仁二位，虽然在后世都被列入奸佞名单，但他们本身的智商情商绝对不低。若在平时，就算他们再怎么不敢得罪皇帝，对于天子这种明显“越界”，**裸抢夺内阁权力的行为也不能忽视，否则就是背叛了他们所代表的文官系统，会受到明帝国整个士大夫阶层的唾弃，立即身败名裂。
更何况这些招安条款的主要签订人钱谦益还跟温体仁有大仇，跟周延儒也没什么交情，而这些条款本身又有太多“不合规矩”的地方，即使皇帝发了中旨，企图绕过内阁，这些阁臣们也完全可以上疏反对。大明王朝自朱元璋朱棣这对强人父子之后，还没有哪个皇帝可以真正置满朝文武意见于不顾的，若是首辅次辅这些重要人物一致反对，就算皇帝已经发出去的旨意也无法得到执行。
然而这一次，对于皇帝的这道旨意，内阁却很古怪的完全保持了沉默，几位大学士没一个对此发表意见的，就连温体仁也没有，他倒不是不想给钱谦益找麻烦，可现在他已经自顾不暇——因为那些阁老们正在内讧，首辅周延儒和次辅温体仁各自罗了一批党羽，铆足了劲头想要把对方拱下去，这时候当然谁也顾不上其它事务了。
造成这种局面的仍然是钱谦益，他很清楚一点：自己能虽然搞定年轻毛躁的小皇帝，却绝对不可能用同样手段哄骗过内阁那帮人。就算手头有些筹码，可要想和内阁那几个早修炼成精的老家伙达成妥协，却依然是一件非常困难，甚至可以说是几乎不可能的任务——因为有温体仁，以及周延儒这两个人在。
所以，想让内阁不给自己找麻烦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先给他们找些麻烦。而琼州岛上那位李老先生的提醒则给了他一个非常完美的切入点……
——在抵达北京城后的几十天内，钱谦益始终保持着极高的曝光率，他四处拜访故交好友，各种文会笔会一场不拉。身为前礼部官员，又做过几任主考，钱氏在京城的清贵故交和子弟门生着实不在少数。这一大帮子文人聚在一块儿，或者高谈阔论；或者诗词唱和；再或者邀上几位解语红颜相伴；又拿出些新鲜有趣的“西洋货品”出来赏玩……传出来的都是一桩桩风流韵事。若是换了别人敢这么肆无忌惮，肯定早被弹劾为轻薄无形，可发生在钱大才子身上，人家却都只有羡慕的份儿。
这文人么，只要凑到一起，指点指点江山，评论评论朝政肯定是免不了的。朝廷兖兖诸公，在他们口中无一不是尸位素餐之辈，若换了自己来做，必当如何如何……种种豪言壮语，无非用来讨得在场佳人一笑罢了，回头酒醒之后，估计连他们自己也忘了说过些什么。
以往钱谦益对这种胡吹乱侃照例是不大感兴趣的，毕竟几十岁的人了，又真真切切做过朝廷大员，阅历和面子上都不允许他象小年轻那样乱说话。只不过这一回却是例外，在几次影响较大的东林党人聚会上，钱谦益洋洋洒洒，从经济，政治，天时等各方面深刻分析了当前大明朝所遇到的诸多困境，每一言都是切中时弊，不要说那些尚未入仕的年轻仕子，就是在场很多已经作了官儿，有过实际执政经验的中年干练能员在听了钱大才子的分析后，也不由得暗暗点头，心想这钱牧之回乡数载，居然能潜心实事，还真让他悟出一番大道理来。
有几个人不太服气，暗忖你这大概都是在家里预先想好的，大势所言不虚，这时政上就未必能闹得清楚了，便把话题扯到当今时局上。眼下朝廷所谓大事，其一是招降南海髡人，这件事情本就是钱谦益在操办，前几天才在朝廷上大出了风头的，自然不可能再拿出来让对方涨威风，于是很自然的，那些人便举出山东变乱为例，要他说出个子丑寅卯来。
而此刻钱谦益正是在酒酣耳热之时，说话议论极是豪放，闻言之后居然大笑三声：
“知道你们想问什么！也罢，反正无官一身轻，且放狂言——诸位以为此番山东之变，于我朝中受损最巨者是谁，获益最多者又是谁？”
众皆闭口，别他们先前臧否起人物来一个个意气风发，那都是前朝或者失势之辈，真要涉及到那些炙手可热的当今大员，还是有颇多顾虑。毕竟不久前才有九千岁魏忠贤在前面碾过一遍，这个时代里大多数真正敢于触怒强权的硬骨头都已经被压碎了。
只有钱谦益无所顾忌，执酒白衣，嬉笑自若，这一刻居然有了几分传说中那李太白的潇洒风度。他也不卖关子，略一停顿，便洒然笑道：
“前者，周玉绳，只恐相位不保；后者，温长卿，进阶有望是也！”
满堂中登时一片哗然，就连原本安坐在椅子上的一批老成人物也全都立起，纷纷追问钱氏为何敢出此言。但这回钱谦益却是摆足了名士风范，挥一挥袖子：
“个中缘由，只要稍作思量，便如掌上观文，诸位皆大才，又何须钱某再画蛇添足？”
之后这大才子便揽过一位满面惊喜的花魁娘子，转入后堂逍遥快活去了，只留下满满一堂人目瞪口呆，之后便是无数议论纷纷……
这是钱谦益唯一一次在公共场合提到他那两个对头，当朝首辅和次辅的名字，此后就再也没提起过。对于山东之事也再无其它议论。就是别人专门就他那天的言辞问上门去，他也只是含笑逊谢，说那天喝多了酒，言语荒唐，实在也想不起说过些什么了，请诸位勿要在意才是。
他倒是一推二六五，撇了个干净，可京城里却是炸开了锅，尤其是在那些部堂级高官中间——这种读书人的聚会从来不可能保住秘密。这边钱氏还在温柔乡中高卧未起的时候，那厢早有人把他的原话一次不差抄到了首辅周延儒面前。周首辅气度很好，阅后只是付之一笑：“书生狂言”，随手丢进了废纸篓。
不过当晚周家的书房中烛影重重，却是整整一夜都未曾熄灭……
另外一边，温体仁的反应也差不多，在到消息的时候甚至还笑嘻嘻对当时在场的另一位阁老笑道：
“来受之于吾心结不解，方还都便以此相谑。”
——来钱受之还是对我有成见啊，一回到北京城就拿我开玩笑。仿佛很是轻描淡写不在意的样子。不过之后几天，温府中却有好几个仆人因为犯了点小错误，居然被责打致死。温府上下，人人都战战兢兢，唯恐触了家主的霉头。
在一阵暴风雨前的短暂平静之后，朝廷中的浪头终于开始翻涌起来。但起因却并不是周派或温派中任何一人，而是东林党人徐光启——他此时已经担任到礼部尚书，即将就任东阁大学士，马上也要入阁，在朝中算是很有分量的人物。
以往徐光启是从来不介入朝中党争的，他虽然挂了个东林党的名儿，行事却属于那种典型的技术官僚。老头子热衷于西学，和西洋传教士往来密切，甚至全家受洗加入了天主教。如今虽然担任了高官，他最关心的事情却是编制《崇祯历书》，每天都窝在书房里写写算算，要不就是和钦天监那帮人交流一下讯息，除此之外再无应酬。虽然身为炙手可热的六部尚书之一，却几乎像个独来独往的隐士，和朝中任何一派都没什么冲突，也没什么特别亲密的交情。
但这回徐光启上书却是理直气壮——他为自己的学生孙元化求情。原登莱巡抚孙元化在处置山东兵变的过程中表现拙劣之极。登州失陷，莱州被围，当地官员或死或俘……要不是孙元化应对失措，原本区区一场闹粮闹饷的兵变根本达不到现在这个地步。孙元化虽然拒绝了孔有德拉他一起造反的企图，坚持返回京师，但一回北京城便被打入天牢，朝中普遍意见是此人罪该万死，就等着秋后问斩了。
但徐光启还是必须上这个折子，孙元化是他的入室弟子，跟着他一起信奉了西洋天主教的。按照当时习俗，师生关系堪比父子，现在学生进了大狱，作老师的肯定要关心一二，否则必遭风评讥刺。徐光启先前已经上过一回折子，不过没能掀起什么波浪，在内阁就被打回了。
现如今就因为钱谦益那一句话，朝廷中暗潮汹涌。老头子徐光启虽然不喜欢介入政治上那些勾心斗角，却决非没有考量之人。钱谦益那句话同样传入他的耳中，略作思量之后，这位明末第一大科学家立刻意识到：这也许是唯一的，也是最后的机会，可以保住自己学生的性命。虽然也许会因此引发朝中势力的大混战，但现在也顾不得了。
于是老头子第二次上了求情折，他的要求并不高，废为庶人，流放偏远之地都没问题，只要求保住孙元化一条命。本来孙元化犯下的罪行太重，谁都怕沾上边，除了徐光启等关系密切脱不开的，旁人都是退避三舍，自然也不会为他说话。上一次就是这样，但这回，正如徐光启所预料的那样：首辅周延儒很有放孙元化一马的意思——孙元化当初是他出面保荐担任登莱巡抚的。
按理说身为首辅，举荐官吏乃是职责，其中一两个出了事情应该怪不到他身上，先前周延儒就是这么想的，便没在意孙元化的死活。不过现在，经过一番推演之后，有状元之才的周延儒已经敏锐意识到：孙案很可能牵连到自己身上，而且会成为致命弱点，必须要小心应对。所以，孙元化不能死！
于是周延儒在内阁商议时便明显表露出同情之意，当然他不会说孙案和自己有关，反正有徐光启自愿跳出来做靶子了，便口口声声都是徐公如今正为编制新法历书而呕心沥血，朝廷也应该体恤老臣云云……怎么都是一超有人情味儿的好好先生。
首辅大人既然表态，通常下面也都会奉承，尤其是在这种敏感关头——周延儒在发言完毕之后满怀希望的着周围，最好能像以前一样，大家哼哼哈哈一阵，一致赞同也就过去了。
然而事与愿违，次辅温体仁在咳嗽一声之后，缓缓开口了：
“孙初阳陷城失地，其罪实无可赦之处。朝中谁无父母，谁无师友，若皆以亲亲恻隐之心相论，大明朝以后还怎么制裁官员？”
声音很轻，语气也并不很强烈，但这一瞬间，在阁老们议事的厅堂内，却仿佛有雷鸣电闪——周温二人当初一个礼部尚书，一个礼部右侍郎，自两人联手搞掉当时的礼部左侍郎钱谦益，先后入阁以来便一直配合默契，无论大事小事都是步调一致，从来没有意见不和的时候，以至于民间传言说他们两人关系好的可以合穿一条裤子……自崇祯二年起，至今三年多的“和睦”形象，就在刚才那一刻，彻底打碎了。
虽然遭到反对，而且是来自前“亲密战友”的反对，周延儒倒并没有很惊讶的样子，反而显出一丝果然如此的微笑，也许在心里已经有所准备。不过接下来，众阁老们的反应，却才真正让他大吃一惊。
——阁臣之中竟然有将近一半人支持温体仁！周延儒汗流浃背，他这才发现，原来自己这位“盟友”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几乎挖空了自己的墙角。若非此次试探，真是连什么时候死都不知道。
于是当天的内阁会议火药味儿十足，周派固然是猝不及防，温派却也是仓促上阵，并没有做好十足准备。双方谁都没能打出将对方置于死地的漂亮仗。当会议在争吵中不了了之以后，双方各自回去，马上开始紧锣密鼓准备战争——这才是大明官僚们最为重视的战争，相比之下，什么山东兵变，陕西流寇，乃至于辽东建奴的威胁，统统都要靠边站。
而朝廷中的其他势力也必须选择自己的站队，在这种时候想要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，那会被认为是投机分子，同时遭到双方打击。
周延儒运气不错，他这次选的“防御阵地”很好——他要死保的孙元化是东林党人。自魏逆阉党覆灭后，东林党便是大明朝政治版图中的第一大势力，虽然因此而受到帝王猜忌，总是有意无意的压制它，东林党在朝野之间的人脉力量依然充足。孙元化的愚行本来在东林党内部也很不招人待见，但当事情发展到“党争”高度后，个人与事件本身如何都已经不再重要，重要的是党派利益。
而且不知何时，有那么一句话开始在北京城里到处流传：“就算那孙元化是个王八蛋，他也是咱东林的王八蛋！”——就是在这句话的驱使下，无数东林派的御史言官们纷纷奋笔疾书，旗帜鲜明的支持首辅周大人，同时对徐老大人的舔犊情深表示赞扬。
东林党强在什么地方？正是舆论，他们这一站队，民间立刻引发反温风潮，那些书生秀才们群情激奋，众口一词的谴责温体仁别有用心。到最后竟然冒出民谣“内阁翻成妓馆，乌龟王八篾片，总是遭瘟（温）”——连妓院里都在拿次辅大人开涮了。
然而就是在这种满朝皆讽的条件下，温氏居然还在坚持，温体仁以坚持国家法度大义自居，摆出一副“虽千万人俱往矣”的悲剧英雄姿态，起先倒也打动了不少人支持他。不过中国人么，自古以来最擅长的就是抹黑英雄啦——很快的，无数弹劾奏章如雪片般飞往内阁与宫中，都是揭露温某平时如何卖官鬻爵，横行不法——你这人不是个好人，肯定做不出好事。管你在孙案上是不是有道理，反正要你完蛋！
武功再高也怕菜刀，面对如此乱拳，温氏及其党羽不得不分神应对，间或反击，也找出一些对方的错失进行攻击。只是这样一来在崇祯皇帝眼中双方谁都不干净了，每天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互相攻讦奏章，一向以英武自诩，却终究只有二十一岁的青年皇帝有些摸不准了，到底谁忠谁奸？朕该如何处置才不算昏君？
从四月初到五月末，差不多两个月时间，大明帝国的朝廷始终处于这种“沸腾”状态，不仅仅是温派周派东林党这些“主角”，连浙党楚党等还不怎么成型的派系也都被牵入了。满朝臣僚就孙元化的生死问题吵做一团，不过话题到现在已经转变为：山东事情到底应该由谁来负责？谁应该为此承担责任？
就在这双方角力的关键时刻，钱谦益的身影却又出现了——在连续拜访了数位东林大佬之后，礼部尚书徐光启再度站出来，代表东林党中气十足的吼了一嗓子：山东的事情，咱们东林惹下的麻烦，还是咱们东林收尾——我们来负责找人解决那伙叛军！
徐老头儿如此豪言壮语，一时令满朝文武失声，东林从来不以军事见长。先前还有个大学士孙承宗掌握辽东军权，但自从孙承宗因为大凌河之败去职以后，东林党人中就没什么位高权重手握精兵的的大员了。
但徐光启的道理也很足：孙元化犯了大错误，我们替他弥补过来，以此交换他一条性命，行不行？至于能不能成，那是我们的问题。要是不成，大不了连我老头子的乌纱帽一起摘了去——听起来也不是没道理。
至于徐老头儿敢于如此自信的缘故，有知道内情的也打听出几分来，居然是指望那帮刚刚投降的南海髡人去山东平叛。初次听到这消息的人都觉得是笑话奇谈，且不说海南琼州距离山东有多远，就琼州军那点人数，就算传言中的数千人马全部出动，面对十余万叛乱军，又顶个屁用？更何况，若琼州髡人蠢到连老家都不顾，倾巢而出去为朝廷火中取栗，这种笨蛋恐怕早被两广总督灭了，还轮得到钱谦益去招安？
但无论如何，徐光启的提议令朝中激斗双方都找到了下台阶。于是大家各退一步：孙元化可以暂时不杀，但他的结局如何，要山东事变最终如何解决。
而周延儒在这种环境下也终于放下架子，找机会在某个非正式场合与钱谦益见了一面，见面之后什么废话都没说，就问了一句话：朝廷招安以后，琼州短毛要多长时间才能出兵山东？
钱某则胸有成竹，笑吟吟回应道：
“那要朝廷的旨意有多快了，只要朝廷这边不拖时间，琼海军那里只有更快。”
——周延儒这边还能碰个面交流一下，温体仁那里对钱氏却是恨到了骨子里，当然不可能有什么交涉。不过温体仁现在也不敢乱动——就在钱谦益放出那番要他老命的言辞后不久，在某次聚会上，居然有人企图行刺钱大才子。
钱谦益自己就一文弱书生，但他身边那些陪同人员，比如郑芝凤郑彩之流，虽然在京师这边跟着附属风雅，跟着换上一身儒衫以读书人面目示人，骨子里可是正宗海盗头子出身。人家儒生腰间配剑无非做个样子，他们的宝剑却都是开了锋了。平时哪怕就在风流快活的时候，靴子筒后面也总是绑着匕首甚至火铳的。更不用说带在身边的保镖亲兵，一个个都是厉害角色，本就是预防万一情形不对，好保着两位大爷逃回福建的。
在这帮凶人面前哪有刺客发挥余地，那几个图谋不轨之人刚刚亮出家伙，还没靠近便被火铳击毙，只是郑家人下手太狠，居然连一个活口都没留，虽然当时在场很多人都到了行刺，但刺客是谁派来的，却一直没能查清。
人们很自然的把温体仁列为第一嫌疑犯，尽管后者大呼冤枉，赌咒发誓说自己不可能做这种事情。但在舆论方面他哪斗得过东林党，最终这顶黑锅还是结结实实扣在了次辅大人脑袋上，只气得温体仁眼前发黑，差点没吐出血来。以后和人议论，只要提到钱氏也只好噤口，以免惹火伤身。
一桩桩一件件，在这大明崇祯五年的初夏时节，北京城里着实热闹无比，仿佛一场场精彩无比的大戏。无论身处其中还是袖手旁观的，都只感到目不暇接。只偶尔有几个头脑特别清醒之辈，夜深人静之时闭目沉思，方才惊觉这一切都是在那位钱大才子进京之后才发生的。
钱谦益，三年之前才被灰溜溜赶出京城的官场失败者，仅仅去过一趟琼州府，就能掀起这样一场官场大浪？这琼州府究竟有何特异之处，能让一介书生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？
无论有多少人为此而感到迷惑，他们都不得不接收这样一个事实：钱某人的重新崛起已经不可阻挡。大明崇祯五年，六月初六壬申，正是最热的大暑之日那一天，这数月来在京师里也是炙手可热的钱谦益终于得到了由内阁起草，天子用印的正式御诏：重新授其为礼部左侍郎，并正式任命其为朝廷招抚大使，赐御酒、金花、银缎，令其持恩旨前往海南琼州，招抚那里的海上来客。
在出京之前，天子再次于平台召见钱氏，执手殷殷嘱托，望其能尽快成事，早日为国分忧。临到最后，崇祯皇帝还向钱谦益透露了一个令他大感意外的好消息。